原标题：全国知名新闻院校及研究机构专家齐聚，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谋篇布局
7月10日，由教育部教材局主办，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承办的首届“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高峰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全国知名新闻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会并进行学术交流。
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说，复旦大学高度重视教材基地建设。在教育部教材局的指导下，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联合兄弟院校共同打造“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平台，深化高校新闻学教材研究，提高对教材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谋好局、布好篇。
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陈矛充分肯定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运行以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她强调，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立足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加快“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这是总结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成就的重要举措，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
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教授介绍了基地工作情况。教材基地整合校内外资源，组建高水平团队，已形成联合头部院校的、三个并行层次的专家队伍，在调研、报告、数据建设、硬件设施和人才配置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随后，专家围绕新闻学教材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国务院新闻与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唐绪军在报告中回答了关于构建新闻学专业理论型课程教材评价指标的三个问题。首先，关于新闻学教材评价中意识形态的第一重要性问题。他认为，新闻学是具体的，要能够在教材中提出适应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的理论体系。第二，关于现阶段教材建设的四个评价主体所包含的五个二级指标问题，他认为，对于不同评价主体来说，五个二级指标的适用程度是不同的。第三，就新闻理论类教材和新闻实务类教材应分别重点关注哪些评价指标的问题，他表示：理论类教材重点应关注学理，实务类教材重点要关注技能培训。最后，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这一表述缺乏科学性，教材编写应当清晰辨析相关概念。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如鹏就二十年来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材出版的现状特点和基本走向进行了发言。他指出了现阶段新闻传播学类教材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是缺乏现实针对性；二是缺乏时代性；三是缺乏跨学科教材；四是缺乏全球化和中国化的教材；五是缺乏案例分析；六是缺乏线上线下互动。他提出，推出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色的专业教材，推出具有时代性且门类齐全的专业教材，需要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如鹏 主旨演讲）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昌凤针对跨学科时代的新闻传播教材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跨学科思维，特别是计算化思维已经渗入所有学科。在此背景下，讨论新闻传播要有一种跨学科的思维模式。“新闻学领域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同时要具备新的理论视野，要更新跨媒介叙事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素养。”陈昌凤说，从教材到育人的研究过程需从能力培养角度倒过来思考教材建设，应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昌凤 主旨演讲）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王晓红针对新闻传播学科教材建设提出了几点思考。她指出，教材是学科专业建设的“擎天柱”，无论对于国家事权还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来说，教材建设都非常重要。围绕当前新闻学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首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要和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基地继续共同推进建设“中国新闻学”教材体系。围绕“中国新闻学”的最新实践和发展问题来进行新的探索、尝试，通过教材建设来推动理论建设，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新闻传播系列教材的建设。其次，要加强教材建设的观念教育，教材编写也要有学术精神。教材应该转向以发展学生能力思想为目标，重视教材的教学性。“互联网时代，如何顺应新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新闻传播学科教材建设，有无限想象的空间，但更需要我们秉持教材精神，脚踏实地。”王晓红说。
“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发生了转变，教材体系也必须有所转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周勇说，总体来看，各院校均面临发展不均衡、传播人才培养和业界需求差距扩大、专业对口率不断降低的现实问题。其次，调研发现，一方面国内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发展方向、模式日益接近；另一方面差异不断凸显，海外院校更重视技能训练，国内院校则兼顾技能培训和学术研究。对此，他提出了固本和拓展两方面的建议。他指出，目前院校新闻课程设置更多是“姿态性融合”，而我们应该追求“灵魂性融合”，即以互联网作为底层架构，结构性地改变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在专业课程设置及其界限方面，当传统专业出现变化时，需及时更新以匹配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张昆分析了教材建设存在的误区。第一，误以为教材只是教科书。其实教材和教科书有区分也有联系，教科书是教材的一部分，教材的内涵与外延要比教科书宽广得多。第二，误以为教材只是教科书编写者的事情，事实上教材涉及教师、学生、学校、出版社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等诸多主体。第三，误以为教材建设门槛较低，每个人都能编写。第四，混淆专著与教材。基于此认识，张昆还指出了当下教材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讨论了政治和专业的关系、教材建设“管”与“放”的关系、“编”与“创”的关系等。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强月新指出，教材基地建设应当具有全局思维，从国家战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材体系四个层面出发加强建设。他提出，教材建设首先要具有规划性，注重事前顶层设计、事中编写把关、事后使用反馈；其次，要加强教材建设层次性，从新闻学辐射到传播学科，以本科教材带动研究生教材；再次，在“中国新闻学”教材内容的编排方面，注重中国特色和精品意识；最后，建立科学完善的教材评价体系，以推动新闻学教材建设的良性发展。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强月新 主旨演讲）
开幕式及主旨发言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党委书记张涛甫主持。会上，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还举行了咨询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聘任仪式。当天下午，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顾问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分组进行了主题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助于探索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而且能够积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教材基地顾问委员会委员罗以澄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要注意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的平衡，要凸显经典与创新概念的并存，要处理好“一枝独秀”与“百花齐放”的关系。教材基地咨询委员会主任高晓虹强调，“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是中国新闻学界的共同使命，需要新闻传播院校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需要组织具有学科优势的院校统一编写，为培养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提供物质抓手。教材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海贵提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新闻学界传承“教材精神”，狠抓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力争在3至5年内构建较为完善的“中国新闻学”教材体系。
除主题研讨外，论坛还举办了“中国百年新闻传播学教材陈列展”，这在我国尚属首次。
本次教材展共计展出100余册新闻传播学教材，涵盖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媒体、媒介经营与管理等学科分支，集中展示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从初始奠基时期（1919-1949年）、艰辛探索时期（1949-1978年）到改革开放时期（1979-1997年）和全面振兴时期（1997至今）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成果。
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自2019年9月落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以来，按照教育部提出的“国家级教材基地”水准，把服务国家教育发展和新闻学教材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把提升教材建设水平，为新闻学教材建设、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作为工作抓手，开展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和调研工作。
记者了解到，基地充分发挥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专业组织的优势，汇集全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顶尖资源，共同打造新闻学教材编写、研究、咨询、培训的“国家队”。通过3至5年努力，基地将建设成为国家级新闻学教材研究权威智库、国家级新闻学教材研究团队和研究平台、国家级新闻学教材编写团队、全国新闻学教材评价中心、全国新闻学教材研究数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