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莫干山550号别墅松月庐，蒋介石、孔祥熙、蒋经国等在此召开金圆券会议。蒋经国住在边上的551号别墅随侍左右。这座551号别墅的主人，就是温籍银行家、民国上海滩银行大佬徐寄庼。
2015年，厦门青少年宫举办了一场徐寄庼收藏展。展出的藏品中，标有蒋经国、宋子文、孔祥熙、孙科、梅兰芳、杜月笙等当时各界名流要员赠送给徐寄庼的礼品。
民国时期，从温州走出的金融家徐寄庼叱咤沪上，是江浙财团的重要人物。他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并身兼多家银行董事；他还曾出任上海市商会会长、中央银行代总裁等职务；他心怀家国，与同乡好友黄群共同推动“高陶事件”。
徐寄庼（1882－1956），名陈冕，字寄庼，永嘉城区（今鹿城区）人。徐寄庼的祖父姓陈，因将长子陈瀛士过继给徐氏，所以徐寄庼几个兄弟都跟着父亲姓徐。徐寄庼家住信河街周宅祠巷，在1923年编写的《日本语典》上，他将作者名字署为“永嘉松台山人”。
徐寄庼幼年入塾启蒙，后就读于杭州高等师范学堂。1898年毕业后，他东渡日本，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日语，再进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习金融，1905年秋学成归国。
1914年，徐寄庼开始进入金融行业，先是出任兰溪中国银行支行经理，次年转任九江中国银行支行经理。1917年初，已在行内崭露头角的徐寄庼在金融界前辈盛竹书推荐下，进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任副经理。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1907年，总行原设在杭州，1915年迁到上海，此后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密切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南三行”。20世纪20年代，兴业进入鼎盛时期，存款额在上海各大商业银行中常常位居第一，是当时上海资金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业银行之一。
1917到1952年，徐寄庼在兴业服务长达三十五年，历任副经理、协理、常务董事，1944年底升任董事长，为该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主张银行业务应与工商业广泛联系，扶植重点，兼顾一般。1922年兼任总司库时，徐寄庼力排众议，坚持主张发行钞票准备金十足，一改其他银行以现金四成、证券六成做准备金的惯例，社会信誉大增。
正如招揽徐寄庼时，兴业银行董事会所说的，这不愧是一位行业精英人才：“至申行方面对内对外均得设新副经理一席，非得外与银行团可以联络，内能整治一切，以佐总经理之不足者，实难胜任愉快。现在营业竞争愈烈，求才益不可缓留，已物色有九江中国银行管理徐季（寄）庼君，温州人，在日本商业学校毕业，通日文，尤精汉文，由兰溪中国银行调任浔行，均属创办成绩炳然，若毕以申行之事，必能与银行团沆瀣一气，而行内亦足收整治之效。”
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出色的金融家，如宋汉章、吴鼎昌、叶揆初、秦润卿、周作民、徐新六、徐寄庼、贝祖诒、陈朵如等。他们多为江浙籍，一般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数有留学国外修读财政金融或商科的教育背景，很快成为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并相互支持，被称为“江浙财团”。
如被誉为民国金融界“四大名旦”的张嘉璈、陈光甫、钱新之、李铭，除陈光甫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外，其余三人都是从日本神户、早稻田、山口等商业学校毕业。徐寄庼与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陈朵如等金融家都于1905年前后在日本商科就读，相互之间有同学之谊。
徐寄庼是“江浙财团”中的一位核心人物。除兴业银行职务外，他还曾兼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垦业银行、通易信托公司、商务印书馆、大夏大学董事，兼任温州商业银行、瓯海实业银行董事长等。1947年《工商新闻》第12期工商界人物志专栏，就刊发了《金融领袖徐寄庼的生平》一文，他还入选1948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
1927年7月，蒋介石曾密电求助于上海金融界调剂军饷，其中就@到了徐寄庼:“机急，宋部长请转译中国银行张公权、李馥苏兄；交通银行卢涧泉、胡孟嘉兄；四行储蓄会钱新之兄；中南银行胡笔江转致叶扶霄、吴蕴斋诸兄；四明银行孙衡甫兄；浙江兴业银行徐寄庼兄大鉴:纲密，中正与诸兄，相违已久，缅维夙昔之相助，铭刻在心。惟是饷需所出，仍赖金融各界相与维持。仍不得不期望于诸兄，用特掬诚电恳，协助到底。”
与其他金融家不同，徐寄庼是一位学者型金融家，他所著的《最近上海金融史》至今仍是研究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货币金融史的必读书籍。在当时重大金融事件中，都能见到徐寄庼的身影
1917年，徐寄庼与张嘉璈、钱新之、陈光甫等共同发起创立上海银行公会，不久又协助张嘉璈等人一起创办公会机关报《银行周报》。《银行周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金融专业刊物，创办不久张嘉璈就赴北京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由徐寄庼接任社务主持人。《银行周报》连续发行了33年，直到1950年3月停刊，为上海金融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徐寄庼是上海造币厂的倡议人。1914年至1919年间，白银因国际需求增加而升值，导致我国主要流通货币白银和银元的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金融和市场流通。时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的徐寄庼，在上海《银行周报》和《申报》上发表文章，倡议在上海设立造币厂。1920年2月，北洋政府批准设立上海造币厂，掀开了中国近现代机器造币工业的新篇章。1932年1月至7月，徐寄庼出任已更名为中央造币厂的上海造币厂厂长。
徐寄庼还曾倡议创办票据交换所，是《上海票据交换所章程草案》的起草人之一。1933年1月，上海票据交换所正式成立，银行同业间票据交换进入近代化。
徐寄庼在金融业的高光时刻，是在1932年1月出任中央银行代总裁。1928年，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总裁。徐寄庼任央行监事会监事。1931年，蒋介石通电下野，宋子文也跟着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12月国民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特派徐寄庼担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代理总裁。一个月后，宋子文重新上台为央行总裁，徐寄庼被免去代总裁职务，任央行监事。
因为在金融界的声望以及为人，徐寄庼得到上海商界各方推重，曾长时期担任上海市商会领袖。
清末民初，上海共有三个商会，最重要的是在全国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上海商务总会，后改名为上海总商会，号称近代中国“第一商会”；其余两个是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
1929年1月,上海改为特别市。1930年6月，上海全市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改组成立170个同业公会，上海市商会也正式成立。7月1日，全体执监委员宣誓就职后，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徐寄庼以11票居首位，当选为主席委员。但徐寄庼即席请求辞职。后市商会和推派代表登门挽留均无效，乃选举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主席。徐寄庼任五位常务委员之一。
1937年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徐寄庼留居上海，积极参与支援抗战、安定后方、运送后勤、救济难民等工作。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副主席，抗敌后援会委员、筹募救国公债委员会委员等职，主持上海市商会工作，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
1941年3月，徐寄庼避居香港，在港主持商会会务。香港沦陷后，1942年春，徐寄庼被日军秘密押送返沪，胁迫他出山主持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工作。徐寄庼称病拒绝。
徐寄庼倾向革命，他在莫干山的551号别墅，曾作为中共华东地下交通站，为浙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提供联系。1943年下半年，中共地下党决定组设“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贷金主要用于资助去苏北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的旅费。在中共党员梅达君的联络下，徐寄庼积极参与其事，最先代表浙江兴业银行承担部分基金。徐寄庼对处务商谈会每请必到，对贷金处的成立和发展尽心尽力。后来，有报纸总结徐寄庼抗战以来的活动，赞誉他为“金融界之莲花”。
抗战胜利后，徐寄庼于1946年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常务监事是著名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同年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他和杜月笙同任副议长。徐寄庼还兼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8年，徐寄庼当选为行宪代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约徐寄庼到吴淞口外海军基地，亲自动员他随同逃往台湾，他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婉言拒绝，是1949年留在上海的少数几位银行家之一。
徐寄庼早年拜民主革命家、学者章太炎为师，深受其影响。1930年，章太炎赠送其“寄庼”书房匾，提到“寄庼二十余年前尝从余讲学，转而服贾”，并以《庄子》中的“仁义者先王之蘧庐也”，勉励“愿寄庼寄身于仁义而已矣”。”徐寄庼也以此要求自己。
徐寄庼热心公益事业，曾经兼任上海市政府仲裁委员、全国红十字会理事等，又非常关注家乡建设。特别是与同乡好友黄群携手，通过创办实业和社会公益活动，推动家乡的近代化建设。
黄群与徐寄庼是少年之交，15岁时两人就同应童子试。1904年，黄群继徐寄庼之后也东渡日本，赴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1905年夏，徐寄庼归国后，与黄群、吴钟镕一起向温处道童兆蓉建议成立温处学务分处，获得批准。孙诒让任总理，徐寄庼任管理部任副主任。温州师范学堂建立后，温处学务分处调徐寄庼为学堂监学。
1912年，徐寄庼应黄群邀请，在上海办《时事新报》。黄群弃政从商后，于1921年在上海招股成立“通易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信托业务。通易公司的业务骨干中有很多温州金融精英，被称为“温州帮”，此时已在金融界声名渐起的徐寄庼任董事监察人，周守良任副经理，陈亦侯任北京分公司经理。黄群还与徐寄庼一起发起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地方银行瓯海实业银行等。
1918年1月，来往温沪两地的普济轮失事，温州籍乘客死伤惨重。徐寄庼作为温州旅沪同乡会副会长积极奔走，是被推举向招商局交涉的几位主要温州人之一。1920年，瓯海医院创办一年后急需扩建院舍，徐寄庼等人慷慨捐赠，瓯海医院董事长吴璧华特立碑文致谢。1934年，浙江省政府批准雁荡山为名胜风景区，雁荡山成立了名胜建设委员会，徐寄庼等四十余人发起建立雁社，大力宣传雁荡山、助力雁荡山开发建设。
尤其是被称为抗战史上“小西安事变”的“高陶事件”，就是徐寄庼、黄群两人共同努力完成的。点击阅读知道抗战史上的“小西安事变”吗？幕后谋划立下大功的，竟然是这位温州人。1939年，黄群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与徐寄庼商议，设法使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徐寄庼素与杜月笙有交情，在了解内情后，写下“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牵线联系上杜月笙。杜月笙陪同黄群一起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事后，徐寄庼被通令嘉奖。
1941年4月，温州发生严重的米荒。温州旅沪同乡会组织成立永嘉米荒救济委员会，推举徐寄庼担任主席，开展各项救济活动。直到1949年，徐寄庼还担任温州旅沪同乡会的名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