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徐汇的“梧桐区”，天气晴朗时，最佳的见面场所是公园；若不小心偶遇雨天，到处是咖啡馆可供栖息。来到上海的近20年里，Chris大部分时间都居住于此，从复兴路的一头搬到另一头。随处可见的街心公园在小马路的拐角或中央露出半张脸，若你只是身为游客匆匆路过，就会错过公园内部的别有洞天。
只有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才会发现更多秘闻。时隔疫情的三年，我和Chris约在湖南路兴国路口的街心花园见面。公园腹地处有盘桓着藤蔓的石筑走廊，聚集着一群提着鸟笼的老人。我比这位来自美国迈阿密的美食作家更好奇他们在做什么。
“或许这是一种社交活动？”我想起了北京景山公园、上海人民广场里的老人群体。
“只是为了售卖吧。像一个花鸟市场，你知道的。” Chris的语气平常。初秋的天气微凉，他穿着短裤和运动鞋，随身拎一瓶 1L 装的矿泉水，看起来像是长久以来的习惯。43 岁的 Chris 看起来比过去更瘦长了，十五岁开始在后厨打工的经历从他身上渐渐褪去，化作粗黑框眼镜后柔和而冷静的目光。
对于上海，他有些见怪不怪了。这两年，他正游走在中国各地，像一位当代的马可波罗，不过主攻食物。他去青海化隆县寻找中国牛肉拉面行业的故乡，去广东湛江烤猪工坊学习一头活猪被制成粤式烤猪的全流程。
随着Chris的第一本中文作品《洋盘》在2023年10月出版，他像是为自己在中国“grow up”的20年做了一次回忆性总结。这本出版物让Chris进入了中文主流媒体的视野，也让他获得了更多写稿的机会，但赚钱仍在变得越来越困难。没关系，在中国，Chris 有两只可爱的猫，一个近10人的研究团队，还有包括小笼包、面条、菜市场在内的近十个研究选题。有趣的事情可多着呢。
在Chris开始写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之前，他是一个研究餐厅和餐饮行业的记者。长期的美食评论撰稿把他训练成了一个观察者，在这些故事中，作者本人通常置身事外。而书写自己的经历则意味着长久的自我观察，回溯他在中国近20年的点点滴滴。
2021 年中旬，新经典联系到他，询问他是否感兴趣就自己的经历写一本书。过完春节，居住在上海市中心的 Chris 很快有了一个可以专心写作的机会。在那段无法出门去办公室上班的日子里，他先在家里无所事事了一个月，直到感到“必须做点什么”的极限，终于开始上网查阅有关父辈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的资料。在《洋盘》这本书里，Chris 的个人生活与一个世纪前美国洛瑞家族来到中国传教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某种映照——正如把书从开头翻到结尾，照片由彩色变为黑白，你所穿越过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国人 20 年的人生。
虽然自 2005 年从美国来到中国，Chris 已经学习中文近 20 年，他的中文仍然只停留在沟通日常生活的水平。但在各种维度上，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融入甚至比许多本地人更深。比如，他长期租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弄堂里，曾经亲手改造个好几个破烂的亭子间房子；他曾和一个常常破门而入的痴呆老人做了好几年邻居，因为扰民的问题，跟附近街道的警察也混熟了；比如，他可以迅速地向你推荐出上海本帮菜餐厅前五名，并且娓娓道出餐厅老板们的人生故事。
离开餐饮行业后，Chris 成为了一个写作者，直至今日。他没上过大学，从未学过写作，幸运的是，写作对他来说并不那么困难。妈妈是一名图书管理员，爸爸是一名工程师，Chris 在童年时常常是一个人，只得以阅读打发孤独时光。他以《纽约客》为师，大量阅读并模仿，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他几乎不太读虚构作品，也很少看电影，身旁没有作家朋友可以交流。但是，他通过阅读自学写作——在一个故事中，作者采访了哪些人？如何组织开头、中间、结尾？
他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一个顶尖的写作者。在他眼里，优秀的写作要么予人启发，要么使人微笑，当然，能兼顾两者更好。他最满意的两篇作品是《牛油果阿姨与啤酒阿姨》与《上海的最后一代手工锅匠》。前者的两位阿姨一时间成为上海本地的小明星，而后者如标题所写，走向不可挽回的消亡。Chris 只是故事的记录者，但每一个故事都让他更了解、更融入这里一点点。
说别人的“坏话”很容易，说自己的却很难。在写美食评论文章时，Chris 习惯用一种“cynical”的语气，冷静、客观，带点嘲讽。再好的事情也会有糟糕的一面，人生更是如此。他在《洋盘》里延续了一种评论式的幽默与自嘲，以故作轻松的姿态写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反复无常的抑郁症、濒临倒闭的创业项目。“因为自己没那么重要，所以，没必要保密”。就像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知道身边的人都有抑郁情绪，会让人好受一些。Chris 独自坐在电脑前撰写了自己的故事，就像给一个朋友写一封电子邮件。主动寻求帮助，会减轻痛苦；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让他人看到时可以这样想：哦，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
Chris 仍然在服用精神药物，定期与心理治疗师见面。在《洋盘》里，他写道：“我至今仍在忍受副作用。我的手会抖。我以前一直很瘦，但那些药让我变成了胖子。”虽然父母都很开放，但 Chris 经历了童年时期的创伤。在书中，他也记录了外祖父的自杀。分不清是基因遗传还是环境因素，家庭带来的心理影响持续至今。抑郁症断断续续地发生，有时持续一个月，有时持续一年。好时光的主题是生活、冒险；遇到坏时光，那就什么都不做。
这不是他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但在写自己的故事时，Chris 找到了一种更私人的语气，变得更有同理心。“如果我对自己不好，我就会不愿写出这些糟糕的事情”——但如果换个视角：当你不要太苛刻地对待自己，把失败视作一种偶然事件，而非将其归咎于自身，分享真实的故事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有时，一个文本越是私密的，它越是普遍的。于 Chris 来说，面向中文读者写作，帮助他缓解了一部分讲述私人故事的压力。原稿是一份英文 PDF，他发给了一些朋友，但跟妈妈撒谎自己是用中文写作的。Chris 摸索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私人故事分享给陌生人，又克服了一些心理障碍才告诉了自己的朋友，眼前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家庭。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而长大的过程，就是把一个个缺陷从内心深处推到其他人的面前。
写作逐渐成为一件难以用于谋生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如此。Chris 需要找到新的生意。2019 年，他张罗了一家美食咨询公司，企图用在餐饮行业的经验为餐厅与酒店提供意见。很快，三年疫情击垮了整个行业，Chris 的咨询公司和众多餐厅一样倒下了，且再也没有重新站起来。
《上海小笼包指南》的 3.0 版原本计划在 2020 年发布，也因疫情停滞了。现在，Chris 重新开始着手收集 60 家小笼包餐厅的数据，计划在 2025 年发布 3.0 版本。他还启动了一个拍摄的新项目，计划在 YouTube 上发布一系列纪录片式的美食短片，讲讲中国食物背后的故事。
过去的 20 年里，Chris、上海、中国，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像一个函数有三个变量，而三个变量都在剧烈波动。他从一名厨师变成一名作家，由冒险变得谨慎，从对中国一无所知，到在这里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与情谊。在这些故事里，他尝试厘清哪些变化是因为个人成长，哪些变化来自于更大的社会环境。
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使命，一个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使命。他为人生函数找到了一个恒定的参数。一个世纪前的家族历史被挖掘出来：1867 年，20 岁出头的美国内战退伍士兵海勒姆·哈里森·洛瑞（Hiram Harrison Lowry）从基督教会学校毕业，作为传教士被派往福州，后来很快去了北京，在中国待了 50 多年，为当时贫困的中国人建了学校、教堂和医院，也为家族三代人留下了中国的印记。
这些印记到 Chris 这一代时，早已被深埋箱底了。他最初离开家只是为了追求快乐和冒险，选择中国只是因为喜欢。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这都是一种常见的个人主义想法：变得与众不同。Chris 确实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或许是这种特殊性，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通过讲述中国食物的故事，让英文世界更多地理解中国文化。世界正在变得四分五裂，但食物可以成为一座小小的桥梁。在谷歌搜索的数据中，中国菜几乎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食物，但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甚至有很多错误的印象。Chris 的关注点是人与故事，讲述真实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的故事，让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让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
另外一个使命是，传播一种广泛的生活方式态度。在中国，养生具有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历史实践，自己烹饪更加健康而便宜；而在美国，人们只想要便利、高效与欲望满足，不愿也不会自己做饭，高度发达的食品工业与快餐厅则充分迎合了市场需求。Chris 希望把中国人通过食物照顾身体的经验传播到西方。
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绝不是抓一个来自伦敦、巴黎或纽约的记者到上海来做一通采访这么简单。这需要语言技能、文化技能、人际关系，以及对这片土地真正的关切与好奇心。Chris认为，除了他，能做到这件事的还有《鱼翅与花椒》的作者扶霞。Chris 试拍了一期视频节目，讲述小笼包和面条这样的平民事物在上海如何变成一种奢侈品；第二个视频与四川担担面的起源有关。这与满足贪吃欲望的美食探店 vlog 以及高度浪漫化的《舌尖上的中国》都不同，蕴藏着一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用 Chris 的话说，“be kind”，友善待人，也友善待己。
Chris 选择留在上海，不是回到美国，也不是去到最初吸引他的香港。如果你想理解某件事，你就必须呆在那里。为了这个目标，他愿意去适应规则，放弃一些事情，并且忍受一种“洋盘”的状态。比起“outsider”，他想要成为一个“insider”。
三明治：过去你一直在以媒体视角写美食评论或报道。是什么驱使你写下自己的私人故事，包括离婚、抑郁症、创业失败?
沈恺伟：我相信透明度和诚实，我应该写这些东西，因为我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不同，没有重要到需要保密的程度。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无论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还是我做过的，但我并不想公布一切。我只把一些故事放进了书里，另一些留给自己。得了抑郁症的人，很多时候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失败”，就像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思维方式。但当我分享了我的抑郁症故事，其他人读到它时，也许会觉得，哦，这不仅仅是我的问题。或许可以让人觉得好受一些。
另一方面，我独自在办公桌前用电脑写了这些故事，周围没有人。这就像给朋友写电子邮件一样，只是我没有将邮件发送给朋友，而是发送给了我的出版编辑，然后出版商将它发送给两万读者。虽然我用英文写作，但它最后以中文出版，在某种程度上，用另一种语言叙述私人故事，对我来说更容易做到。
三明治：这本书出版以后，你接受了很多中文媒体的采访，也多了许多约稿。这对你的事业有什么积极影响吗？
沈恺伟：这本书把我的写作带到了中文世界，这恰是我想要的。我有了更多中文读者和中文编辑。这意味着我可以写更多的中国故事，也让我努力提高写作质量。我必须确保自己的故事有趣，不仅仅我是外国人，而是我有不同的观点或角度。
不过，写作仍然很难谋生。经济环境不好，整个媒体行业都不景气，能支付给写作者的钱也越来越少了。
沈恺伟：这些故事因为各种原因很难在其他地方发表，但我觉得它们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是值得发表的。因为我支付给摄影师、翻译、插画师一些费用，大约每一篇公众号的文章都要花掉我几千元。
沈恺伟：我有四五位研究员，两名合作的摄影师，不过大家都是项目制合作，连我也不是全职，微信群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不过大家都对食物、文化、历史充满热情。
比如去广东调研粤式烤猪时，我在广东的那位研究员帮助联系到了当地的工坊，做了所有前期艰苦的调研工作。我和摄影师提前一天到达，做现场的访谈，拍摄。事实上我们调研了两个烧猪工坊，一个比较正常，另一个更为黑暗。我选择把比较正常的那个拍成YouTube的纪录片，而比较黑暗的那个故事写成文章发布在了公众号上。因为不同的文化差异，读者对故事的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
沈恺伟：时隔10年，我们正在做2025年版本的“上海小笼包指南”，所有的餐厅都是新的。另外，我和研究员瑞秋有一个菜市场项目，她每周去菜市场把所有的蔬菜和鱼都记录下来，做成一个巨大的电子表格。这将会变成一个艺术项目。还有一本关于面条的书，关于鱼翅的研究项目。有些项目我还不知道最后会以什么形式出现，文章、视频还是一本书。
沈恺伟：源于生活。关于鱼翅，我是在一篇中文文章的时候，发现评论区很多人为鱼翅辩护，而海外人士通常认为吃鱼翅是不好的。哪一方是真，哪一方是假，或者都有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我觉得很有趣，便开始研究了。
至于一个选题是否值得研究，通常基于我在媒体行业20年的经验。我大多时候跟随自己的兴趣，然后深入地研究。我会把所有相关的英文资料和访谈做完，然后请研究员做中文材料的部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无法完成这些工作。
如果我开始觉得一个选题不那么有趣了，我就会停下来。作为自由职业者，我有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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