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也让世人第一次见识了的威力。一时间，有关的报道几乎充斥大小报刊的主要版面，“各地报纸，都以极大篇幅记载此项消息”。尤其是美国新闻处、美联社、合众社和英国路透社等美英两国的主要宣传情报机构和通讯社，以及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等新闻机构，大肆渲染爆炸产生的破坏力和巨大威力，把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因此，这种带有“神秘性”的新式武器甫一亮相，就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常谈论着”。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对该事件也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解放日报》对爆炸初期的报道，却偏离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和中心任务，连续几日转发西方国家和媒体渲染、夸大作用的消息。据当时在《解放日报》国际部工作的杨永直回忆，对“杀伤力量的详细描绘，每天有几万字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产生了决定一切的观念”。《解放日报》这种跟风式转发报道，引起高度警觉。他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导《解放日报》及时调整了宣传策略和报道方向。
关于爆炸后中国报界对该事件报道及其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有所关注，但研究成果不多。总体看，学术界关于各家媒体对事件报道的研究以描述性成果居多，即呈现报道的原始内容。相较而言，王洪鹏的研究较系统、详尽地介绍了爆炸对中国社会各界产生的震荡，以及报界围绕的危害和相关科普知识的报道。至于《解放日报》对轰炸日本的报道及中共中央的反应，虽然在一些领导人的年谱、选集（文集）、回忆录和相关研究成果中有所涉及，但目前尚未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考察。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对《解放日报》报道的批评和指导为中心，通过梳理《解放日报》1945—1946年关于报道的变化脉络，分析其变化所折射的中国对形势和政策的认识，探究《解放日报》最初如此报道的原因、批评该报的出发点，以及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是“纸老虎”、党管新闻媒体的党性原则等主张形成的关系。
在广岛、长崎爆炸，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美联社、合众社和路透社等世界知名媒体竞相报道。国内消息较为灵通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分别于1945年8月7日和8日也对该事件进行报道。限于客观条件，《解放日报》对报道的时间则相对滞后，在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后的第三天，即8月9日才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新闻。正如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所讲：“我当然赞成快，可是安塞发生的事情，传到延安，要经过毛驴子传过来，快不了啊！”
在消息来源上，《解放日报》最初对的报道，主要是转发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英国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和中央通讯社的消息，接收部分美联社、路透社、中央社等的电讯。翻阅1945年8月9日、10日的《解放日报》，可窥斑见豹。8月9日，《解放日报》编发6篇有关美国轰炸广岛的报道。其中，头版刊发了《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和《传盟国将发出新公告促使日寇迅速投降否则即将以原子炸弹摧毁日本》两篇报道，前者转发了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路透社的8条消息，后者转发的是合众社的3条消息；第3版对的报道更为集中，4篇文章占了约半个版面，除头条《杜鲁门宣布使用原子炸弹攻日》外，还转发了中央通讯社伦敦7日专电《英报评》、路透社伦敦7日电《阿特里及史汀生谈原子炸弹发明的经过》、路透社纽约和伦敦7日电《美报评的发明是科学与战争的革命》等消息。8月10日，《解放日报》继续在第3版以综合报道的形式，较大篇幅地转载了西方媒体关于的消息：头条以《原子炸弹又炸长崎》为题，转发自美国新闻处、路透社、合众社的7条消息；《一个原子炸弹威力的估计》转发自合众社、美国新闻处的2条消息；《美国广播电台呼吁日寇投降，重建和平的日本国家》转发的是美国新闻处、路透社的3条消息。
在报道内容上，《解放日报》基本以摘编西方媒体和中央通讯社的相关消息为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的威力。称“此种炸弹较二万吨的TNT的威力尤大，较英国顶大的巨弹（格兰斯莱姆）爆炸力大二千余倍”；“一颗原子炸弹之爆炸力，等于出动二千架超级空中堡垒之袭击威力”，在广岛市中心爆炸时，“其热力可与星体上所发生的相比”，“大股白烟高达四万英尺，七英里半外，遥见火光……火焰弥漫之速，有如闪电”。二是关于广岛、长崎被炸后的惨状。报道轰炸广岛消息的文章，特别加了一个提要——“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敌内阁当日举行会议”，渲染的破坏力，称“毙命者及伤者被焚后，不辨原形……该弹效果广泛，它的非常压力，使居民震死烧死，不管他在室内或在室外……救急医药设备亦被毁，医药当局束手无策”；“被炸死的尸体‘简直数不清’，到处都是废墟”，“死伤的人数可能超过十万人”；在8月9日美国投掷第二颗之后，报道又说在长崎“是否投了一个或多个原子炸弹还不知道，但根据广岛的经验，两个或顶多三个炸弹便会将一切东西（包括百万人口中的大部份人在内）都炸毁的”。
这一时期国内其他媒体对威力的大肆宣扬，较《解放日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主要通讯社和新闻报纸的推动下，政府全力开动宣传机器，大力渲染的巨大威力和破坏力：“一颗拳大原子有二万吨威力，足使毁灭一如重庆大小城市，五十英里内建筑物完全破坏”；“原子炸弹一枚，在广岛投落后，仅见一片浓烟外无他物，甚至在被炸四小时后，仍见高达四万英尺之巨大烟幕掩没全城，仅其四郊透出一部分火焰”，“所有之生物人畜”被烧死，“毙命者及伤者被焚后不辨原形”。《东南日报》甚至用“欢呼”的语气讲道：“日本本土的一角广岛，吃了一颗原子炸弹。这颗炸弹，比任何科学的神秘传说，还要神秘；比任何科学的奇异发明，还要奇异。它像不是人类的手所制造的炸弹，它像是天降的神力；它也像不是由人类的手扔下爆炸的。”言辞之中，充满了对的膜拜。《中央日报》则认为同盟国“已获控制和平之武器”，如若日本不早日无条件投降，“则将遭遇自天而降之空前灭亡大雨”，极力渲染爆炸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
爆炸的巨大破坏力及所引起的灾难，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震撼。《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直面当时舆论焦点，对老百姓关心的与相关的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报道，宣传中国的主张，加强正面引导，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其职责所在。“党报工作就是宣传政策，报纸的一字一句，一则新闻，一条标题，处处都体现着党的政策”，“同样一件事，报导要有中国人的立场”。然而，《解放日报》对初期的报道，基本是转发其他各大媒体的消息，内容上高度同质化，报道手法上也有如出一辙之嫌。这显然偏离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和中心任务，不仅有被美英等西方国家及政府制造的反动舆论所裹挟的危险，而且在众声喧哗中也没有充分发挥中共中央机关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延安时只有一个报纸，一个电台”，身处延安的人们没有更多渠道得到消息，这样的文章越多，就越会让人闻而生畏、不寒而栗，给普通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惧和不安。如果对这种错误的报道倾向不能加以及时纠正，必然使中国的舆论宣传工作陷于被动，也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面对国内外媒体对爆炸连篇累牍的报道，尤其是《解放日报》连续几日转发其他媒体关于爆炸的消息，是什么态度呢？对此，《年谱（1893—1949）》有较为详细的记述：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九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解放日报》九日刊登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的消息，看到这条消息后，约、余光生、陈克寒谈话，指出不应夸大的作用”。在《回忆》一书中也有几处相关信息：“《解放日报》当时发了几篇关于美国在广岛、长崎丢的新闻稿，引起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指出不应夸大的作用，要强调人民斗争的作用。这是从政治上分析，免得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1945年8月10日，毛主席把余光生、陈克寒同志（当时任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叫到他的窑洞，整整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这次批评的内容，与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针对夸大作用的错误所讲的那一段话相同。”这几则史料的来源虽然不同，但所反映的谈话内容是一致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即要正确看待的作用，不应盲目夸大。应该说，认为不应夸大的作用，也是他反对“唯武器论”观点的延续。早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关于战争胜负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武器固然重要，但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态势和轨迹看，基本上与其判断相吻合，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对“兵民”的信念。因此，对于《解放日报》过分渲染的威力，是不以为然的。
批评余光生、陈克寒二人，实际上也表明对《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不满。在看来，《解放日报》对的报道，看似是对一个新式武器的报道，实则是对事件背后美国的地缘战略意图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美国为什么要丢？其战略意图再明显不过：一是与常规武器相比，直接丢可以减少美国军队的牺牲。二是出于战后全球政治格局考虑，“美国不愿让苏联占领日本”。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采取逐岛争夺的策略，所以很难抢在苏联前面实现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为了抢先，美国决定丢。毋容置疑，美国投掷所造成的打击，客观上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迫使日本最后投降是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作为基础的，况且“抢先丢与苏联出兵东北有关系，这两个原因是互相联系的”。当时美英报纸、通讯社和的宣传机构之所以“对的威力大肆渲染，把吹得神乎其神”，其目的就是要制造舆论导向，强化在迫使日本投降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宣传。对于这一点，《解放日报》显然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连续几日以较大篇幅渲染的威力，不仅“没有和美、英等国及的宣传划清界限”，而且严重偏离了“党报”的立场和观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是对破坏力的过度宣传，给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人们谈起如同谈虎色变；二是过于强调日本投降中的作用和美国的功劳，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在全民族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正确评价，在政治上对中国是不利的，客观上抹杀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无疑是在帮“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其实，《解放日报》在1942年改版之前办报党性不够的问题较为突出。1941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据回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到一起时，“在新闻的处理上有一个含糊的地方，国内、国际新闻，到底应以哪个为主。由于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办着办着，缺点就出来了”，“确实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没有自觉的办成党报”。初期的《解放日报》，“尽管在总的办报宗旨和指导思想上接受党中央的领导，然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些错误的东西，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国际新闻、社论、文章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对我党我军的重大事件和有关国内、根据地的实际报道少而且浅”。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时《解放日报》记者的素质有很大关系。“派出去的记者，虽然很有才华，也会写出些有价值的报导，但也有一些新闻，是道听途说，或者凭主观写稿。写了也不给当地党组织审查，往往失实，有时闹出笑线年，《解放日报》改版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问题，从增强党性入手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从事新闻报刊工作，几乎与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同时开始。如果说他是新闻工作“科班出身”，并不为过。“五四时期，他创办《湘江评论》，接办《新湖南》周刊，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参与《湖南通俗报》工作等，构成了他参加革命新闻报刊工作的起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舆论宣传工作一直极为重视，并提出了多项宣传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早在1928年10月2日湘赣边界各县中国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强调，“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把舆论宣传提到和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地位。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工作也是在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之后进行的”，在此期间，除了给《解放日报》“写社论和消息外，还用‘中共中央发言人’、‘新华社记者’等名义发表谈话和撰写述评”，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依然出现类似“错误”，这是他难以接受的。
1945年8月上旬，《解放日报》对初期的报道，显然又犯了党性不够的“老毛病”。当时正处于特别敏感的历史节点，美国突袭日本、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官方传出乞降消息，这三大事件在短短几天内先后发生。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为了在与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中取得主动，必然要通过阐明中国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对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正面宣传和报道，营造一个“宣传上要以我为主”，“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的舆论氛围。1945年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团结全国人民，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出人意料的是， 在这一声明中一个字也没提。但《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虽然在1945年8月10日的头版刊发了的这一声明和苏联《红军四路进入东北》《苏联对日宣战》的新闻和社论，但在第三版上仍以近半个版面的篇幅继续宣传。显然，《解放日报》这时还没有真正领会中共中央的精神和主张，在与美、蒋的政治舆论斗争中，使自己的宣传工作陷入被动。这必然引起的十分不满和严肃批评。
除了上述原因外，对《解放日报》的批评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对战后所面临的新的战争风险的分析研判。第一个战争风险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在中国，“人们对爆发美苏战争和第三次大战的担心甚至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苏联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国家，中国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苏关系的晴雨表。‘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不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就是在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影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有了“热战”的经验，但还没有“冷战”的经验。于是，世界舆论对美苏战争议论纷纷，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在苏联国内，也存在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判断。第二个战争风险是国共之间内战的风险。在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就公然把掌握有军队的中国与地方军阀相提并论，宣称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坚定地支持政府，只承认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对赫尔利的上述言论，高度警觉并明确表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迅速对中国战局作出了判断：“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认为，这一时期虽然“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考虑问题，总是想到最坏的可能性，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工作方法。其实，在美国向日本投掷之前，已对内战爆发的风险有了清晰预判。譬如，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无论从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发展，还是从抗日战争的局势来看，国际国内形势都是空前“美好”。但就在人们准备欢呼和庆祝胜利时，在中共“七大”上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其中，第六条就是爆发内战。要求把政策建立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这是成功运用底线思维的典型一例。
在存在较大战争风险的形势下，战前的舆论斗争至关重要。“内战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宣传工作一方面担负着迅速向全党说明形势、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力量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与美、蒋作舆论斗争的重要武器。”而《解放日报》的有关报道“未能在党和群众之间起到应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对此，毛主席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称当时的报纸‘不是党报，而是社报’，是在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指出：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的报纸”。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内容涉及党报宣传中存在的错误。指出：“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而没有人民的斗争，是空的。假如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投了两颗日本还不投降……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继而批评道：“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讲话中所提到的蒙巴顿（Mountbatten），为二战时期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英国海军元帅。1945年8月9日，蒙巴顿发表谈话，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明确表示：夸大在停止远东战争中的作用，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这番话，是对党内部分同志的批评，也是对《解放日报》错误的指正，并深刻分析了这种错误发生的思想根源。他指出：“这些同志把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这句话正本清源，既指出了党内错误思想的根源，也是对党报的一种隐性批评。陆定一说：“那时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们都是青年，二十几岁，其中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当时在新闻学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是所谓‘性质论’Quality theory，认为新闻就是某种性质的本身。这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完全相反。”认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在看来，帝国主义惯用“吓人”的把式，党报要善于揭破帝国主义“唬人”的真面目。而从《解放日报》前期的有关报道看，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迎合了帝国主义“吓人”的一面，使得帝国主义更“吓人”，无形中壮大了发动内战的胆子。而内战一旦爆发，《解放日报》所“塑造”的的巨大“冲击波”，就会波及自己，造成“恐战”“打不赢”等消极情绪的产生和蔓延，也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宣传和对群众的争取。因此，他号召大家“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对《解放日报》的批评以及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成为《解放日报》对事件报道的分水岭，报道的方向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一方面可以从《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捕捉到，另外一方面在的回忆资料中也能得到印证。说：“《解放日报》立即纠正了这一宣传失误，在8月13日第四版‘关于’的答复读者来信中，就的制造原理、爆炸威力及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这里所说的“答复读者来信”，是1945年8月13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原子炸弹》的文章。文章开头用设问的方式，罗列了读者比较关心或者困惑的几个问题：“这两天报上用很大篇幅登了原子炸弹的消息，但我们还不明白，这种炸弹是什么样子？它的制造原理及过程为何？为什么有那么广大的威力？对于战争所起的作用究竟怎样？”有问必有答，文章接着指出：“原子炸弹绝不是万能的武器，它本身仍是有缺陷的。就目前我们已知的材料来判断，至少可以指出：制造这种炸弹的原料是很稀少的……因此大量制造是不可能的……蒙巴顿认为不能靠原子炸弹结束对日战争，是十分正确的。在波茨顿会议〔波茨坦会议〕时，英美已经制造好了原子炸弹，仍不得不要求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从这一点也可证明原子炸弹在战争中的效用有其一定限度。”并从三方面对连日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些问题作了明确答复：一是不像传闻中那么神奇，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二是的威力很大，但受制于制造原料的稀缺，无法大量生产制造，因此大规模投入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三是在战争中起的作用有限，不是结束对日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导向的变化，即不再盲目地转发其他媒体的消息，而是有了自己的倾向和判断。问题也不再高度聚焦于的威力，而是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解释的制造原理，分析它在战争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回应，给读者呈现一颗真实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中的。
《解放日报》这样一种报道的取向或方式，与当时其他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个《申报》的例子。1945年8月24日，《申报》这样报道：“东京今日广播称，第一枚，于本月六日投落广岛后，死六万余人，伤十万人，无家可归者二十万人，大部份丧命者，均由于在人体所生之作用，致被灼伤后无法医疗，即受灼甚轻者，最初精神甚佳，但数日后不悉何故，竟致衰弱以死。” 1945年12月9日，《申报》依然在报道的巨大威力：“的破坏性既如此之大，现在世界上尚未有适当的防御方法，倘使这入于侵略者之手，则世界将永无宁日。”不能不说，《解放日报》对的报道日渐呈现不同的声音。这与其前期的报道大相径庭。
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谁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更是成为舆论宣传或舆论争夺的焦点议题。毫无疑问，对威力的大肆宣传，势必会强化美国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因为对美国的感恩，势必会强化国民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抗日分量，这在舆论上对中国是不利的，对于争取老百姓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解放日报》在后期减少了报道性文章，增加了评论性文章，尝试从多个方面进行引导。
《解放日报》对和战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明。在结束对日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在众多非中国领导的媒体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申报》的一篇文章引用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的观点，指出：“至于与苏联之参战，皆非日本失败之原因。”文章还说，日本早些时间已经“表示结束战争之决心，与苏联参战之二因素，更足促使日本人民相信政府觅取和平之正确而已”。但类似这样的声音，在日本战败之初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因此，《解放日报》在后期的新闻报道和政论性文章中，强化了对和战争关系的说明或阐释。1945年8月13日，《解放日报》援引《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原子力量赢得和平。对本文作者来说，在一切危险以外，原子性炸弹有这一危险——即它将诱致人们以为：即它给永久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一条容易的道路，结果松弛了真正国际合作的荆棘道路上的种种努力。美英等国对原子炸弹过高的估计是荒谬的，并甚至是有害的。” 1945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刊发《李梅宣称与战争结束无关》一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与战争之结束，并无关系。”《“在被征服的日本”》一文也强调“并没有粉碎日军士气”。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这些“有立场”的报道，一方面有助于把一些沉迷于威力的党内同志和老百姓拉回来，另一方面有助于在为什么能够打败日寇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及时避免舆论宣传上的被动。
《解放日报》报道的另一重点是的威力问题。与此前报道不同的是，后期的报道着重阐释的威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1946年1月30日，《解放日报》刊发《美飞机设计家称威力不大》一文，指出：“美飞机设计家史维斯基少校为陆军部作八个月之研究后，本日宣称：之威力实属过分夸张，他观察广岛及长崎两地所遭之破坏情形，发现当地居民致死人数所以甚多者，其主因实为火焚，所谓一颗之威力，为燃烧弹之二万倍一说，纯为子虚。”而《炸后的广岛》一文亦言：“关于的恐怖性，曾有过大量的夸张，所谓炸后七十年间这块土地不会生长草木之说，全为无稽，一个中国记者去过广岛一趟，目睹离爆炸中心地不远的一条河边，已经长了小草，水里还有浮萍。” 1946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十分醒目的文章，即《醒醒的神经病》。文章称，美国一少校对广岛和长崎进行了察看，并探访了一些目击者，据此指出：“（不是指将来的而是指已经丢下了的二颗）的威力是被太夸张了。” 1946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了爆炸试验，《解放日报》对其威力进行了报道。《从美国公报看出吓不了人》一文指出：“在两次爆炸一英里内之美舰，舰身均未有若何损伤，且大部分船员均未受重伤。”《比岛试验又一证明 不能伤害五百码外重武器》一文指出：“躲在壕沟内或坦克内的士兵能够经得起落在附近的的爆炸与打击，并能继续作战。”《新华日报》也发表了相关描述性的消息：“炸后，猪羊依然生存”，认为“这次爆炸试验，不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役的壮观”。这些报道可以大大缓解人们对于神秘力量的臆想，对多了一份更加理性的认识。
除此之外，《解放日报》也侧重报道了一些国际社会关于限制使用的技术或消息。1945年9月2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防御的新式武器已产生》的消息。报道称：“防御的新式武器已产生，此种武器是依据英国雷达、德国火箭、及美国信管的原理造成，可毁坏飞有任何高度的载有原子炸弹之飞机及火箭。” 1945年11月26日，又报道了一则《美国科学家等千余人反对以威胁世界和平》的消息，称“美国许多科学家及美国舆论，积极反对美国以保持的秘密来威胁世界和平”。1946年7月8日，《解放日报》再次刊登反对的消息：“上月二十九日华盛顿‘特别反战委员会’曾领导举行一反对比基尼试验之示威。” 1946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转发了刊载于美国《新共和》杂志该刊时任主编华莱士的社论。华莱士在社论中说，联合国裁减军备之决议为历史上最重要的法案之一，“苏联和我们妥协，那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比妥协做得更多呢？因此，我们应该不再制造，并且把已经制成的交给国际法庭”。这些报道有助于人们克服对的恐惧心理。因为无论如何宣传存在的局限，在一些人的心中还是对有神秘感，恐惧其威力。因此，通过报道一些有关的防御技术和国际社会抵制的消息，告诉人们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存在反对试验和使用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对投入战争的预期，从而减少内心的恐惧。
与此同时，《解放日报》进一步加大了对各根据地反击日本侵略者取得胜利的正面宣传和对蒋介石暗地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反动面目的揭露。在头版、二版和三版的显著位置，一方面以较大篇幅第一时间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前线战况，通过对抗战取得的最新进展和最新战果的宣传、介绍，鼓舞士气，激发广大人民反抗入侵、争取胜利的决心与信心；另一方面，刊发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全世界必须警惕蒋介石埋伏扰乱远东和平的祸根》《蒋伪合流种种》《蒋介石委任伪军头子为“绥靖司令”“挺进司令”》等声明、社论和新闻，对美、英、苏三国发表严正声明：“政府及其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和抗日武装；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及将来的和会与联合国会议；请美国立即停止对政府之租借法案，不能援助政府发动内战”；并揭露了“蒋介石和日本法西斯与汉奸们”在“合作与合流的行动中”给远东战争“埋伏着新的战争祸根”及其破坏良好抗战局面的本质。既宣传了中国的政策、立场和主张，也对的一切反动宣传和行动予以“集中力量，如万炮齐发”的“有力的回击”。
综上，正是在的严厉批评和亲自指导下，《解放日报》对的后期报道工作才及时回到了“党报”的轨道，不仅报道的导向发生了变化，而且报道的内容和评论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展开，真正体现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尤其在面对国际舆论大肆渲染实战威力之时，没有被吓住，而是高瞻远瞩，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美国突袭和苏联出兵东北在迫使日本投降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判，严正指出“不能使日本投降”，发出振聋发聩之声，让人们清醒认识到并非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正确看待及其作用的相关论述，为后来提出的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而1946年8月在与美国知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纵论是“纸老虎”的观点，则为《解放日报》对的后期报道作了一个完美的总结。
在安娜 · 路易斯 · 斯特朗的访谈中 ， 在提出“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论断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论断。通篇谈话闪耀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光辉，从人民的力量入手，阐释了为什么不可怕，分析了和反动派为什么是“纸老虎”，揭露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指明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也不在于反动派，而在于人民，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是一个科学问题，但“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从《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系列消息和文章可以看出，《解放日报》虽然尝试通过对威力和作用不同于其他媒体的报道，以纠正党内以及老百姓对认识的偏差，但基本上仍局限于一般性的描述或说明，缺少更深层次的阐释或讨论。比如，为什么不要害怕？《解放日报》更多通过“降低”的威力来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浅表”了一些。在后期报道中，《解放日报》虽然也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全面地介绍的制造原理和它的威力，但是科学的角度并不能有效解释不可怕的问题。而关于“是一只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不仅彻底消除了人们“恐美”“恐核”心理，也给这一问题提供了最佳答案，即人民而非是左右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其伟大理论贡献在于，这一论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既是对反对“唯武器论”观点的延续，也是对关于战争胜负的基本观点，即“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进一步发展和升华。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关于“是一只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正是由于其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一经提出就立即掌握了群众，“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实践已经一再证明，这一著名论断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受住了无数次核讹诈的严峻考验而成为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极限施压”和各种挑战，我们如何理性应对，这一理论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党的报刊工作高度重视，要求党报以贯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使命，“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真正承担起“党的机关报”的责任。1945年，对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宣传错误报道方向的严肃批评和及时纠正，就是他亲自指导党报“依照党的意志办事”的一个典型案例。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服从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是其工作的根本立场，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其工作的中心任务。1945年8月上旬，美国突袭日本、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官方传出乞降消息三大事件在短短几天内先后发生。在当时那个敏感的历史节点，中国能否在与美、蒋针锋相对的政治舆论斗争中取得主动，《解放日报》能否发挥其宣传舆论阵地作用至关重要。任何新闻媒体关于的报道都是有导向的，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包含着其立场、观点、态度。然而，《解放日报》在对的最初报道中，连续几日转发美英报纸、通讯社和的宣传机构片面渲染、夸大威力的消息，显然偏离了“党报”的基本立场和中心任务，尤其是对破坏力及在日本投降中所发挥作用的过度宣传，不仅给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也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在全民族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的客观评价，在政治上对中国是不利的。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对形势的精准把握，指导《解放日报》及时纠正错误的报道方向，回到“党报”的轨道，从而避免了中国的舆论宣传工作一时陷入被动。
从抗战全局和中国的工作大局出发，对如何办好《解放日报》给予的多次指导，以及对党报姓党、坚持党报党性原则的深入思考，不仅在延安时期为《解放日报》和党的其他报刊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于党的事业提供了重要遵循，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新闻舆论阵地没有真空，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去占领，必然被各种错误的思想舆论占领。新闻舆论工作是中国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坚持中国的领导；否则，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因此，“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要始终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全面营造有利于坚持中国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