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38年春季的台儿庄战役，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历史地位的关键节点。它被视为抗战爆发以来中国一方得来不易的胜利，对于打击侵略者嚣张气焰、提振反侵略士气民心，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此战中中方军队伤亡5万余人，日军伤亡人数则有2万余人、1万余人两种说法。
台儿庄战役也称“鲁南会战”，在各类纪实、文艺作品中也有台儿庄大捷、血战台儿庄等说法。主流看法认为，这是一场持续一月的激烈鏖战，自1938年3月16日打响，直至4月15日才基本结束。
台儿庄战役由滕县战斗、临沂附近战斗、台儿庄战斗，以及日军溃退、中国军队追击战等部分组成。虽然这些战斗并非全都发生在台儿庄一地，但由于战场关联牵一发动全身的密切关系，以战略要地台儿庄来命名也是符合逻辑的。
台儿庄地处鲁苏两省的交界地，历来被视为山东的南大门、江苏的北屏障，这决定了它在军事层面上的重要价值。在这血战不停的一月时间内，中方军队约有29万人参战，日军投入战斗约5万兵力。最终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而日本军队被毙伤的人数，则有来自中日两方的不同说法。
中方统计认为，台儿庄战役共毙伤日军约2万人，因此此后说到这一战役，所用的描述多为“血战”或“惨胜”，很少有人会用“大胜”来形容这一战。
而日本方面也认为，这一战役中国军队给予日军重大杀伤、并迫其退兵，这是不争的事实。战后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撰写《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台儿庄之战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日方也承认“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至于日军于此战中的伤亡人数，日方认为约1.2万人。
1937年底，日军先后攻占南京、济南两大重要城市之后，进一步推行其“快速灭亡中国”的目标，制定了以南京、济南作为依托，沿津浦铁路从南北进攻徐州的计划。其中，第十师团自北向南突进，第五师团则由东北方向从临沂发起进攻，配合第十师团作战。
而在当年9月间，国民政府已经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任务方向为：以徐州作为中心，在津浦铁路南北两段之间集结兵力，以达到迟滞日军溯江西进意图的目的。
在这样一幅战区地图上，台儿庄被放在了令人瞩目的位置。它位于徐州东北数十公里处的大运河北岸，连接控制津浦路、陇海线、大运河，拥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意义。
而陆续开赴这个战区的，由最初的不足七个军，逐渐增加到约三十多个师的总兵力，仅据守于台儿庄附近的就有二十五个师。担任总指挥之责的是桂系首领李宗仁，自抗战爆发后，李便积极主张抗日，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
著名记者兼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曾如此描述台儿庄战役中的中国军队：这是一支带着鲜明“杂牌军”色彩的队伍。陆续奉调来到战区的部队派系林立，既有汤恩伯所部“中央军”，也有桂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等，而后面这一些部队，在蒋介石的概念里都被划归“杂牌军”。
对于作战而言，这原本是极为不利的先决条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无不强调“令行禁止”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旦参加同一战事的多支军队无法实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甚至各自为政互扯后腿，那么能够获得胜利必然是几率极小的事。
抗日将领、亲历古北口血战的郑洞国曾经回忆，认为军队中各个派系“互不协调、各图自保，是当时中国军队的致命弱点之一。长城抗战、平汉路北段保定之役等等战场失利，无不与此有关。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积重难返的遗留问题，从军阀混战时期开始，各支部队为了背后集团的利益、一手控制的地盘，时常相互拆台、相互敌视。粤桂打完滇桂打，蒋桂打完蒋冯打，后来又爆发了中原大战。一旦上了战场，便各自保存实力，没有谁肯牺牲实力去救援友军。
另一方面，蒋介石还有自己的“算盘”。虽然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再是心腹大患，但桂系蠢蠢欲动、自行其是，却依然让蒋十分戒备忌惮。有了桂系当榜样，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也谈不上安分，对南京政府的态度突出一个阳奉阴违。
对于这些“杂牌军”，蒋介石一向排斥，且想尽办法加以分化削弱，各支军队之间也是新仇旧怨、矛盾重重。然而到了台儿庄这片战场上，这些人却大都能做到大局为重、搁置私怨，彼此配合共同抗日，这才是台儿庄最终能够胜利的基础。
最令人感慨的协作发生在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第三军团之间。这两支部队原本都属于西北军，张、庞两人之间还曾经结下不小的旧恨。
1930年中原大战之中，庞炳勋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和扩张势力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得到了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他曾经率部突袭张自忠的师部。
因为庞炳勋的那次“暗算”，张自忠不但一度身陷险境，甚至差点一命呜呼。张自忠对此衔恨很深，曾发誓要报仇雪恨，还放过“任何战场皆可拚一死，唯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的狠话。
因此在日军第五师团直扑临沂、庞炳勋部第三军团战事吃紧急需增援的当口，李宗仁实际上是内心忐忑的。当时除了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之外，李手头实在已无兵可调，但这两个指挥官之间旧仇未清，谁知道在战场上能不能做到完全的团结一致？谁心里都没有把握。
此时此刻，张自忠的选择表现出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他当即向李宗仁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张自忠和他率领的五十九军说到做到，以急行军的速度驰援庞炳勋部，庞炳勋闻讯亲自出城来迎接。张对庞说让他放心，共同对敌日军的时候，不要再讲先前的私怨。
有了这样共同信任的基础，曾经抱有仇恨的两个人、两支部队在战场上紧密合作，激战数日，成功地将日军逼退到了莒县。
许多年后，李宗仁回忆到这段往事仍然感慨不已，他说要不是当时张将军把国家大义放在第一位，“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庞炳勋一部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极有可能全军覆灭，哪里还谈得上坚持到最后击退日军？所以李宗仁本人对张，一直都怀着深切的感激之心。
不仅如此，此前一直都互不相容的“中央军”与“杂牌军”，到了台儿庄的战场上，也基本能够做到配合作战，不拖后腿。
在台儿庄激战正式打响之前的池淮阻击战中，东北军、桂军和西北军实际上已经有过相互协作、抗击日军的先例。1938年1月底至2月初，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强渡淮河，与负责防守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发生激战。
五十一军伤亡甚重的关头，西北军五十九军奉命驰援，两军联手打到3月初，恢复了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大致在同一时间段，桂军一部的行动则迫使日军不得不由淮河北岸回军救援。正是东北军、桂军及西北军这些分别来自天南地北、此前甚至未必彼此和谐的军队在淮河流域做到了一致对外，才通过联合作战挫败了日军对淮河流域的攻势。
而从3月14日清晨开始，持续了整整四天半的滕县保卫战中，川军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代价，将日军迟滞在此超过一百个小时。川军的浴血苦战，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紧急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没有滕县的苦战血战，也就不可能通向最终击退日军的结果。
4月底，在苦战台儿庄的阵地争夺战中，滇军一八四师五四二旅正面临着伤亡惨重、弹药不足的严酷局面。该旅旅长陈钟书曾参加护国起义、护法运动等，“七七事变”后，他愤怒于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曾对家人说“不打败日本鬼子绝不回家”。
如今面对紧要关头，陈钟书果断下令，做好拼刺刀的准备。眼见弹药耗尽，敌军步步逼近旅部，陈钟书亲率警卫排和其他士兵展开了肉搏战。最终，在刺死14名日寇之后，陈钟书被弹片击中左眼，壮烈殉国。
此战结束后，云南各界人士代表在昆明举行了追悼大会，后国民政府曾追授陈钟书中将军衔。到2014年，陈钟书被国家民政部列入了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台儿庄之战，电影描述为“血战”，文字用的是“惨胜”。如果从数字来看，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是沉痛的。然而这一场大战仍然具有不能抹杀的重要意义，它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对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进行了一次沉重打击，全国全民族的士气民心因此受到鼓舞，国际视听也由此改变，军民一体坚持抗战的信心进一步得到稳固。
爱泼斯坦在书中写道：日本一方的高级发言人对其军队在台儿庄的失败感到震惊，更何况对手是中国军队中的“杂牌军”。他们因此采取了掩盖败绩的一种惯用手法：矢口否认台儿庄被中国人收复，而且开始重申徐州“从来都不是日本进攻的目标”。
对日本侵略军而言，台儿庄遭遇的痛击和失败使他们感到沮丧，日军的士气也受到了打击。虽然如此，但出于“武士道精神”的鼓动，许多日本兵还是选择了负隅顽抗甚至自我毁灭的道路。
爱泼斯坦一行在前往台儿庄的路上，曾经经过一处看起来空旷的田地，一个独自一人的日本伤兵伏在一处弹坑中，不断向他们一行人开枪，直到“担任护送任务的中国士兵把他打死”。
爱泼斯坦的中国同伴说出的评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日本兵都有这样的倾向，本可以躲过中国军队的视线，但却故意寻求一种所谓“光荣的自杀”。如果当时同行者中有人会日语就好了，至少可以试着开导开导他。
实际上，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日本兵士在真正接触了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国的俘虏政策后，固有认知受到了巨大的颠覆。他们保留了生存的权利，甚至还被告知：可以自行选择是回到日军中去，还是留在这里。其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入侵他国是给双方人民都带来巨大痛苦的行为。
1982年时，曾经用一支笔记录下台儿庄血战的爱泼斯坦又一次回到那片战场。他在饱经战火和炮弹的土地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后来在一座桥头遇到了一位看上去六十来岁的当地老人。
他询问这位老人，台儿庄的人还记得那场大仗吗？对方回答他，怎么可能不记得？老人站在桥上，手指向不同的方向——“孙连仲的西北军从这边来的，那边开过来的是云南、广西的部队……”
2017年，为了纪念台儿庄战役胜利79周年，大战纪念馆特邀当年参战将领的后人诵读了部分参战将士的家书，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了实际上的遗书。
在这些家书里，有人向父母致以最后的祝愿，说自己已经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有人向新婚妻子交代“万一不幸”的后事，希望对方“希汝改嫁，幸勿自误”。
这个纪念活动被命名为“烽火家书”，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来都没有忘记，也永远都相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必将胜利。
《台儿庄大战参战将士后代诵读“烽火家书”祭英魂》；2017-04-08；中国新闻网
《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的合作》；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