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内北小街的小院儿里，阳光洒进了南向的正房，爷爷坐在他的老藤椅上，面前的木质茶几是他的写作桌，摆放着一本《读书》杂志，和近期流行的一本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一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拨热度。三联书店的范（用）老板马上就给他送来，先睹为快。
时空穿越到了2024年2月……白驹过隙，我们家从北小街搬到六部口，已经几十年了，电报大楼东方红的钟声依然每天响起，西长安街改天换地，旧貌新颜。
爷爷的一天从一杯咖啡开启的。咖啡馆是他1930年代在上海时的深刻记忆，他在咖啡浓郁的氛围里写稿子，也喝着咖啡与地下党接头。
早饭，他通常喝一杯奶咖，吃一片烤过后涂满黄油的吐司、一盅银耳和一个白煮蛋。咖啡是现磨现煮的，不像从前是要托人从香港带来的雀巢速溶，现在中国是咖啡豆生产大国，不同程度的烘焙豆子可以任由他的口味挑选，爷爷爱喝中度的，他有自己的专用咖啡杯套具，青花骨瓷的。吃完早饭，阿姨进来收走餐盘，房间里仍飘溢着咖啡香气，报纸还没来。爷爷坐在窗边，听着喜马拉雅里播放的散文或小说，等着司机来送文件，秘书们也快上班了。
他除了看报纸和新闻联播，还在iPad上浏览国内外大事。一辈子习惯了用纸笔竖行写作，爷爷的晚年赶上了电脑时代，他顺应潮流，成功地换笔，换不掉的是他打腹稿，落笔成文的习惯。在电脑上改稿子最令他开心了，在网上核对查阅史料更是让他愉悦之极，很多年轻的收藏家成了他的新朋友。一肚子的老故事，及他所亲历的20世纪的风云际会，一篇篇跃然纸上，成文成书，陆续发表、出版。
不久前，黄永玉先生来到六部口，给爷爷送来了12卷本的《唐大郎文集》，关于这位小爷叔银行点钞票的段子，黄先生又在爷爷面前讲了一遍，听得我们老人家哈哈大笑。唐大郎是夏公您欣赏的人啊！嗯，周总理读过他的诗后称赞过的……爷爷对黄先生帮忙出版《唐大郎文集》，竖起大拇指：办了一件大好事！
接着，黄先生告诉爷爷，自己眼睛的白内障被胡大夫的高明医术治好了。手术非常成功，看书的小号字很是清晰，阅读起来快活得不得了。随后，爷爷听从了黄先生的劝说，约请胡医生来我家会诊，最后将眼球的晶体换成了蔡司。为了保护我爷爷的视力，爸爸根据医生的建议，特别为爷爷安装了芯片技术的LED护眼照明灯。从此爷爷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他高兴地说自己又心明眼亮啦！黄先生深知爷爷这些年因为文革中遭受迫害所患眼疾的痛苦，对于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是多么艰难度日！爷爷对黄先生说，他在等着马斯克的新发明，把文革中断的股骨颈换了，这样，他就又可以健步如飞啦！黄先生立即鼓劲加油：一定可以的！
爷爷又开始学习玩智能手机，谢晋导演得知后，特地送给他一部遥遥领先。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当过爷爷的手机老师。他不愧是日本北九州工业大学毕业的理工男，学起来很快。爷爷自从有了微信后，朋友圈的人数不断增加，二流堂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群，群主仍是唐瑜——我爷爷说过，这个堂主 的位置就是唐老人的，永不换届。爷爷秋天过生日的时候，他在上海和杭州的亲友团纷纷跟他语音通话，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于伶和陈鲤庭、桑弧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长寿面，以示遥祝。我在美国的五姑姑、姑父也跟爷爷视频通了话，五姑姑用她那一口软语给娘舅拜寿。
爷爷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特别强，他适应了没有纸币的生活，迷上了网购。他在孔夫子上一淘到旧书，马上就会跟上海的丁景唐、魏绍昌两位老法师分享。他在美团上买南方的时蔬和零食，爱吃的芒果和木瓜，随时都可以有。吃榴莲让爷爷想起上世纪40年代在香港的岁月。春节时，爷爷给我们前后院两家的厨房各买了一只火腿。夏天酷暑，他提前在盒马上下单了哈根达斯冰淇淋，等我下班回家一起吃。爷爷很热衷从云南买鲜花，一年四季的各色品种，让我们的客厅成了花房。
爷爷现在不再感叹当年访问日本乘坐新干线 时飞速的行驶了。春秋两季，他经常来一趟说走就走 的下江南。带着儿子、女儿、秘书及保姆，坐上高铁，在商务舱舒服的躺椅上，或是眺望车外极速的风景，或是躺着闭目养神。不到五个小时，他就回到了家乡，喝着龙井茶、闻着桂花香，与他的老姐姐唠家常。
每天的黄昏时分，爷爷会喊小度、小度，调整房间里的光线。如果赶上世界足球杯赛事，爷爷也要叫小度投影到幕布上观看——气氛拉满，才有亲临现场的感觉。看国足比赛，他跟所有的球迷一样顿足、生气，拂袖而去。可是，最近他对一位同是球迷的访客说，村超的火爆，让他感到，希望在民间。
我想，爷爷会跟我们一起追剧《繁花》，就像当年看电视剧《围城》，与钱、杨夫妇还有写上海百年沧桑的柯灵先生热聊。他当年住在石库门，我家亲戚回忆，报社派人来取稿子时，他会将稿子放在篮子里，从二楼吊下来。写过话剧《上海屋檐下》的爷爷，熟稔弄堂里、屋里厢、客堂间、灶披间的市井烟火，进贤路上吵相骂、打相打的那场戏，我们爷俩看得欢天喜地。爷爷是老电影人，对剧作的套路、故事的展开、人物的刻画，掌握得非常精准。有的剧，刚看开头，他就不看了；有的，他就看到一半；还有的，他看到后半部分就知道结尾了。他深知技术革命必然要带动艺术革命，当移动终端出现以后，观众成为选择的主体，在买方市场的趋势下，困于黑匣子里的电影时空关系终将被打破。这次，《繁花》在叙事和影像上对电视剧的降维打击，势必意义深远。
还有，我爷爷最担心的猫——一到闹猫季，他那几只奉行自由主义的大黄橘猫便会整夜不归，屋顶上，一声声撕裂的叫声划破夜空。猫咪的一去不复返，是最让爷爷揪心的，猫咪出走的那几天，也是他情绪低落的日子。这个冬天，我们给家里的几只猫都植入了信息芯片，并戴上了GPS定位项圈，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远程监控猫咪们的动向了。
这是梦吗？……不是！是爷爷在读了《第三次浪潮》后预／遇见到的未来。托夫勒在书中预言，计算机的诞生，将改变人类社会的文明构成。
在他啃那本五百多页的《第三次浪潮》的那段日子里，爷爷痴迷未来学的概念，逢人便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他没有学会用计算机。当时已是83岁的高龄了，但是，他认为，只要有明天就有未来。
对于《浪潮》中所描绘的未来，他读之有悟，不吐不快，来年一开春就写下来一篇文章，很快就在《读书》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对此，沈昌文有过记述：
我们很荣幸地能请到一些老革命家为我们写稿。例如夏公，一九八四年二月特地给《读书》写了篇《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有很大影响。于光远老先生也经常来稿。这些，大都由范用亲自组稿。或者他指派董秀玉办，我很少插手。（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繁体字版中配发有夏衍手稿的图片）
对于读书，爷爷有种饥饿感，饿得发慌，如饥似渴。在日新月异的知识面前，他是永远虔诚的知识分子，一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他说：我们这些二十年代的留学生所占有的知识，正如我国五十年代进口的机器一样，早已经老掉牙了…… 在巨大的新浪潮冲击下，他全然不是暮气沉沉的老人，急迫的心情就像是一个乘风破浪的青春少年。用这样一篇经过设计的问答式对话体，表达了他按捺不住的内心焦灼，和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正是四十年前远见卓识的布局，及1980年代全社会的共识和蓬勃朝气，让《第三次浪潮》在书中描绘的前景，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日常。
1986年，爷爷从中顾委委员的职位退休了，同时，他也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位置退了下来。1988年，他卸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的职务，爷爷一直留在任上。
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致袁鹰，1987年2月26日）
逐渐退休的爷爷依然很忙，访客不断，有一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问他：您关在秦城监狱时做些什么呢？他回答：我在想问题，系统性地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党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左的路线 ，右的路线……静思，是我爷爷生活中的常态，他有时读书读累了，就停下来，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言不发地坐着，神情若有所思。这种时候，我们谁也不走进去打扰他。
在外人眼中，他是文艺家，又是革命家。到了晚年，在饱经磨难、不断反思后，他以思想者的风貌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沿。这些成熟、完整、深邃的思考被写进了《第四次文代会的闭幕词》里，写进了《懒寻旧梦录》的序言里……
1992年1月10日，爷爷在辞旧迎新之际，写下来一篇《壬申杂记》，内地并未发表，登在香港《明报月刊》的1992年4月号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写惯了新闻时评的手又痒了！面对世界时局的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岿然不动，他有话想说。我爷爷总是怀念抗战时期，他的办报生涯是最愉快的，每天一篇社论，酣畅淋漓。
《壬申杂记》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结尾语重心长地写道：……这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和坚决地走这一条路，新中国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这段话写于三十多年之前，蓦然回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前瞻性令人惊诧。
爷爷于上世纪20年代最严重时期入党，又是经历过残酷的文革十年的老党员。此言一出，发自肺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的背景下，更彰显出一位早期老人上下求索的独立之思想。
1927年12月，开明书店出版沈端先（夏衍）的译著《妇人与社会》（倍倍尔著），他在扉页上写下来一段珍贵的赠言：
受赠人是中共早期党员、特科成员、同乡蔡叔厚。这一年的冬天，蔡叔厚刚刚入党，我爷爷比他早七个月入党，这段赠言可以看作是两位找到共同信仰的战友，相互之间的共勉和誓言。
如今，《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中所期许的人类文明趋势，和《壬申杂记》中所阐释中国式道路的选择，都预言性地成为了现实，重发这两篇《夏衍全集》漏收的文章，不仅有补遗的价值，也有盛世如您所愿的告慰。
窗外，阳光正好。窗台边，趴着我家猫咪沈胖胖。是谁在唱：世间所有路都将 与你重逢，而我将 爱你所爱的人间…… 见你未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