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０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１２０人，现在超过３４０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汗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也在千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且能如此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将是可怕的！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２００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１００～４００元／人不等。两项相加３５０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８亩，全年经济负担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１０００斤谷子（０．４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８０％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地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５００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１９９５年，约８５％的村有积累，现在约８５％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４０万元。９０％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６０万元以上，月利率千分之二十。１９９５年约有７０％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９０％的乡镇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４００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８００万元，月利率高达千分之十五。村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０～１５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５０万元左右。农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工资，支付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１０００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我叫李昌平，今年３７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１７年，现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２０多天，“东风”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４万人，其中劳力１．８万人。现在外出２．５万人，其余劳力１．５万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３５００亩，占全乡总面积的６５％。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撂荒２００００亩以上。
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０年，他先后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改革的全过程。２０００年３月，他致信朱总理，反映了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亲临监利，李昌平本人也经历了一番洗礼。１０月，李昌平首次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１２月，李昌平高票入选《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年度人物。
我是个普通的中学物理老师，也有四十了：）我非常喜欢你支持的节目，你的人格魅力让我非常崇拜你
您的节目我很喜欢看，感觉到您的学识很渊博，所以，我觉的您应该把您的节目做成一些有声教材，会有很好的效果。